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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荣昌:红军粮票那些鲜为人知的事

2017-10-05 07:10:44 来源:古籍

摘要: 粮票作为一种粮食流通领域的重要票证,在老一辈人心中留下了特殊的记忆。事实上,粮票并非解放后才出现,早在红军时期就已有之。

说到粮票,年纪稍大点的人都比较熟悉。想当年,买米买面要粮票,买糕买饼要粮票,上街吃个馒头喝碗粥要粮票,家家户户有粮票,外出旅行必须带粮票,走到哪都离不开粮票。中国改革开放实行市场经济以后,粮票的使用逐步减少,1993年4月1日,国务院发出《关于加快粮票流通体制改革的通知》,取消了粮票。粮票虽然被取消了,但人们对粮票,就像对那个年代所有事物的特殊情结一样,很深沉。正是因为这种怀旧之情的推动,很多人开始了对粮票的收集,并且这种浪潮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升温。在民间有各种买卖粮票的刊物,网络上也有许多介绍粮票买卖与粮票知识的网站,中国收藏家协会还有专业的分支机构——票证收藏委员会。现在,粮票收藏已经成为民间收藏一个重要门类。据说目前从事粮票收藏的有上百万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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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票是什么东西?其概念已经在粮食经济研究者那里,在上百万的粮票收藏爱好者那里已经争论了几十年。最终于2013年3月在湖北宜昌召开的中国粮票理论研讨会上,各专业研究机构、长期从事粮食经济研究的学者、奋战在一线交易市场的粮票收藏爱好者达成一致的共识,对粮票一词给出了权威解释,这个权威解释是:粮票是政府或授权部门发行的用于获取粮食的权益凭证。粮票的外延是很广的,如小麦、高粱、玉米、地瓜、大豆、马铃薯等等,包括一切可以充饥的食物。很多时候,把一些食油、食盐也并列为粮食供应范畴。现在也把马草料也并入粮食行列,在发行的粮票中就有马草料这个项目名称。

粮票具有主动性、偿还性、广泛性和区域性的特征。它是主动要求获取粮食的,与农业税收谷子的收据不一样,农业税收的虽然也是谷子,但它只是一种纳税的证明;它是一种有偿使用,从甲给乙,乙还可以给丙或者甲或者丁,等值循环使用;粮票的印刷、发行和使用是比较广泛的,有一定的使用数量和范围,不是针对某种事件而发出的特殊的粮食条据,如上级对下级粮食调拨令等等;粮票的使用是有区域限制的,超过规定的范围则没有权益,如同废纸一张,如甲县的粮票在乙县是不能使用的。

纵观中国的历史,粮食的交易都是开放式的自由贸易,从来都不受政府控制,民国以前的封建社会历朝历代都是钱与粮直接发生关系,没有发现在钱与粮中间还有一个“票”这种东西。民国政府也是到1940年才开始在全国设立粮食管理局的,第二年也就是1941年9月1日开始发行粮食库券。截至1944年,粮食库券共发行4次,分稻谷、小麦两种。稻谷券5000多万市石,主要在四川、湖南、福建等11个省发行。小麦券500多万市石,主要在陕西、山西等4省发行。除此之外。没有发现民国时期更早的粮票了。民国时期的情况尚且如此,不用说清朝及以前的政府了,都没有史料记载发行过粮票。顶多也就发行一些征收土地税的收据,如太平天国的“上、下忙”,这些收据虽然也与粮食有关,但它不属于粮票的范畴,而是属于税收票证。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央苏区发行的红军军用粮票,是中国最早由政府发行的粮票,当之无愧为“中国粮票”的祖师爷!从那时候开始到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结束,粮票历史经历过60年风云。

红军军用粮票中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品种,叫“红军临时借谷证”。红军临时借谷证(图1)全称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临时借谷证”。印刷红军临时借谷证使用的是苏区常用的毛边纸,双色单面印刷。票面设计为竖式框图结构,整个票面可分为上中下三个部分,上部是一个长方形方框,两边各有一个实圆,圆内留白一个五角星;两圆图之间是扇形冠名,上弧形从右至左冠“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八个字,下横排从右到左冠“红军临时借谷证”七个字,并在两边各饰三个实五角星;框下方用红色木刻印章,盖上具体数量,从目前发现情况看,有“干谷伍拾斤”“干谷壹佰斤”“干谷伍佰斤”“干谷壹仟斤”等四种面额。中间部分是使用说明和落款,说明共有三条:“一、此借谷证专发给红军流动部队,作为临时紧急行动中沿途取得粮食供给之用。二、红军持此借谷证者,得向政府仓库、红军仓库、粮食调剂局、粮食合作社、备荒仓及群众借取谷子,借到后,即将此证盖印,交借出谷子的人领去。三、凡借谷子的人,持此借谷证得向当地政府仓库领还谷子,或作缴纳土地税之用,但在仓库领谷时,证上注明在甲县借谷者,不得持向乙县领取。”下部有一红色方框,框内竖书“此借谷证已在□□县□□区□□□借得谷子由领谷机关在此处盖章(印)为证”。

红军临时借谷证的版式较多:

按面额分,有“干谷伍拾斤”“干谷壹佰斤”“干谷伍佰斤”“干谷壹仟斤”等四种面额。是否还有其他面额的红军临时借谷证,由于还未找到当时发行红军临时借谷证的原始文件,目前还无法认定。但从现有的政府博物馆和社会上民间收藏实物看,就只有这四种面额。也有报告说有“干谷壹万斤”的红军临时借谷证,但只有文字报道未见实物图片。
按落款分有两种,一种为“主席毛泽东(印)、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林伯渠(印)”,另一种为“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印)、粮食人民委员陈潭秋(印)”。这两种落款版个别文字有差异,“毛泽东版”(毛泽东、林伯渠落款版,下同)借谷证,下部红色方框内竖书的是“此借谷证已在□□县□□区□□□借得谷子由领谷机关在此处盖印为证”,这里说的是“盖印”。而“张闻天版”(张闻天、陈潭秋落款版,下同)借谷证,下部红色方框内竖书的是“此借谷证已在□□县□□区□□□借得谷子由领谷机关在此处盖章为证”,这里说的是“盖章”。“印”与“章”一字之差。这两种版式中间所盖的公章也不同。“毛泽东版”盖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的圆形公章;“张闻天版”盖的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的圆形公章。与“毛泽东版”公章相比较,“张闻天版”不仅少了“临时”两个字,而且由“财政人民委员部”改成了“人民委员会”。

从目前全国公开了的存世文物看,两种落款中以“张闻天版”略多,“毛泽东版”凤毛麟角,干谷伍佰斤的“毛泽东版”至今还没有发现。笔者经过多年的跟踪统计,这种“毛泽东版”红军临时借谷证,目前已经公开资料记载的共有11张,其中50斤券黑色版5张,分别是001089、00××57、009561、015741、017794号;100斤券蓝色版5张,分别是014550、023463、025968、031××6、036609号;1000斤券绿色版1张,号码为003092。这些珍贵的“毛泽东版”红军临时借谷证大多数又保存在国家各级博物馆,民间仅留存黑色“毛泽东版”50斤券3张,蓝色“毛泽东版”100斤券3张。

按颜色分,50斤面额的有蓝色和黑色两种,蓝色为“张闻天版”,黑色为“毛泽东版”;100斤面额的有黑色和蓝色两种,黑色为“张闻天版”,蓝色为“毛泽东版”;500斤面额的有黑色和绿色两种,两种颜色的都是“张闻天版”;1000斤面额的有黑色和绿色两种,黑色为“张闻天版”,绿色为“毛泽东版”。

50斤蓝色版和500斤绿色版,也是极其珍稀的品种。根据公开资料记载,50斤蓝色版仅7张,其号码分别是003832、005534、006494、×08×××、012826、016086、023593;500斤绿色版仅5张,其号码分别是×060××、008584、008294、056816(有一张看不清号码)。这存世的12张红军临时借谷证中,民间留存仅有蓝色“张闻天版”50斤券2张,绿色“张闻天版”500斤券3张。
按框图规格分,有大版与小版之别。大版规格为153×93(毫米),小版规格为142×88—92(毫米)。不少是上宽下窄的,还有的甚至线条弯曲。

按字体分,说明条款的字体有三种,即有清晰铅字版、模糊铅字版、不规则字体石印版(也有人说是木刻版)。其中,不规则字体石印版最少,其次是清晰铅字版,模糊铅字版比较多。红色面额标注的字体,不少红军临时借谷证,可能是用木刻章临时盖上去的。其字体多种多样,非常不规范,如同样壹百斤的“百”字,有的大小差异将近一倍。这些不规范字体面额标注的红军临时借谷证,集中在模糊铅字版,估计是中央苏区后期印制的东西。由于受到五倍于红军的国民党军队的疯狂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越来越小,经济形势与战争形势越来越糟糕。在这种情况下印刷的红军临时借谷证质量比较差,也是可以理解的。
按票幅分,红军临时借谷证的票幅没有统一的规格,大小各一,参差不齐。票幅大的大到206125(毫米),小的小到166105(毫米),长与宽各相差大约40毫米。其中,大小差异比较多的也是模糊铅字版的红军临时借谷证。

红军临时借谷证具体何年何月发行?分几种面额?发行了多少数量?由于战争的原因,目前还没有找到相关的原始官方文件。1933年9月15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为解决红军在运动中作战部队的粮食供应问题,发出了第13号通令。其中第五条规定:红军流动部队,因时间关系,所过地方,仓库存谷不够供给,因临时不及向支库领取发谷凭单时,得用临时借谷票方法(此办法另定之)。这个“另定之”的办法虽然无从查找,但从苏区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中可以推定,红军临时借谷证应该是从1933年9月开始发行使用的。从“毛泽东版”红军临时借谷证盖的圆形公章,也可以看出,只有在1933年底二苏大召开前,才称临时中央政府,二苏大以后,“临时”两个字就去掉了,直接称呼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                          
红军临时借谷证有如下几个鉴赏特征:

一、独特冠名开中国军用粮票名称先河。一般情况下,当发行单位准备发行某种票证时,怎样冠名?冠以什么名称?对于发行单位来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一种票证的名称既要符合该票证内容的规定性,又要一目了然,简单明了。在此之前,中国没有出现过军用粮票的名称,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红军临时借谷证第一次使用这军用粮票名称,开了中国军用粮票名称之先河,这是非常有历史意义的。此后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以及新中国成立以后,大量的军用粮票问世,包括在朝鲜战场上,抗美援越战场上,包括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为我军的食粮供给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其粮食供给管理方法就是借鉴于当年发行的红军临时借谷证,许多粮食供给票证的名称,绝大多数直接使用“军用粮票”之提法。
二、票幅巨大创中国粮票之最。红军临时借谷证虽然产生于艰难困苦的战争年代,图案式样非常简单,但票幅巨大,普通一张红军临时借谷证长170毫米,宽110毫米左右,最大的红军临时借谷证已经发现有长为206毫米,宽为125毫米的,差不多相当于32开的书那么大,这在现存的所有中国粮票中,红军临时借谷证稳稳当当地占居票幅老大之位置。有人开玩笑说,红军临时借谷证与1982年发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粮食部全国通用粮票放在一起,就像姚明与一个三岁小儿站在一起一样,相差非常大。
三、编号隐藏着红军的军事秘密。红军临时借谷证在其上部,一般在上弯形“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字与“红军临时借谷证”字的月牙形空白处,有一排6位阿拉伯数字的编号。从目前发现的存世文物看,这种编号是很有趣的。早期发行落款为主席毛泽东,财政人民委员部部长林伯渠版的,最大号码为036609号,“03”字头以下都有分布;清晰铅字印刷版最大号码为090626号,“09”字头以下都有分布;模糊铅字印刷版(有人称之为再版铅印票)最大号码为183640号,从“10”字头开始,到“18”字头结束;不规则字体石印版(也有人认为是木刻版)的100斤券是“50、51、52”字头,黑色500斤券是“05”字头。值得研究的是不规则字体石印版100斤券,出现最大号码是522102号。1934年6、7月间两次借谷,到9月底,也就是红军主力部队长征前夕,总共才完成58万担。就是按照当时的任务数,除了土地税及红军公谷以外,也只有60万担的任务。60万担的任务里面发放的粮食票据除了红军临时借谷证以外,还有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借谷票;群众借谷证收据;节省三升米捐助红军三联收据等等。按照522102号显示,仅仅红军临时借谷证100斤券就发行了52万多张(即50多万担)。显然,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是一种隐瞒实际情况的技术处理编号。这里面究竟隐藏了红军部队什么军事秘密,有待后人揭开这个谜团。

四、加盖领粮章彰显最严格的粮票使用方法。根据红军临时借谷证第二条规定:红军持此借谷证者,得向政府仓库、红军仓库、粮食调剂局、粮食合作社、备荒仓及群众借取谷子,借到后,即将此证盖印,交借出谷子的人领去。“将此证盖印”这是防止做假作弊的有效办法。本来红军临时借谷证在印刷时已经盖有发行单位公章,又有6位阿拉伯数字编码,一张一码,应该说这是有严格防伪措施了。现代粮票中,除了少数印刷纸张有水印外,其他防伪措施也就是盖公章和编号了。但在那战火纷飞的动荡年代,为了防范做假作弊行为的发生,中央粮食部特别注意规范红军临时借谷证的使用。1934年8月30日,中革军委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粮食部发出关于确实执行领谷必须依正式手续的规定的联合命令。规定:各级仓库或运输站,亦必须严格执行中革军委第十九号命令,如没有中粮部的支付命令、借谷证、米票、各级仓库发谷凭单,或部队正式盖公私章的领谷收据,绝对不能支发谷子。……如红军人员不遵照以上正式手续强迫支取时,可将其队员姓名记下或报告其首长或直报中革军委,以便于应有的处罚。所以,红军临时借谷证除了印刷时盖有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公章以外,在领谷栏还有一个领谷单位公章及其具体领粮负责人的私章。群众在接到红军临时借谷证,并且把谷子借给流动作战的红军部队以后,可以凭这种红军临时借谷证向苏维埃政府仓库领还票面数量的谷子。这种做法是粮票发行历史上管理最为严格的一种方法。
五、加盖公章再次发行,成为苏区勤俭节约的典范。在“毛泽东版”的红军临时借谷证中,发现一种是只有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的公章;一种是在其“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财政人民委员部”公章之上,加盖了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粮食人民委员部”的公章。这种区别不是无缘无故,或者工作遗漏所造成的。苏区时期形成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良好作风在其他票证中曾经多次出现。1932年12月发行第二期革命战争公债时,就曾经将1932年6月第一期发行的革命战争公债到期收回后,加第二期盖椭圆形公债再次发行的先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湘赣省也曾经将到期收回的第一期革命战争公债,加盖“本息还清转为国币使用”长方形红色印章,把公债券当作纸币继续使用。“毛泽东版”红军临时借谷证从1933年9月开始使用,当时负责红军粮食供给的机关是中央财政部,而到1934年2月中央粮食部成立后,红军粮食供给由中央粮食部负责,按理这种不再履行红军粮食供给工作的单位所发行的粮票应该作废,但中央粮食部为着节约起见,采取了加盖公章的办法继续发行使用,这样既节约了成本,又与现行粮食管理机构相衡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又一次弘扬了苏区勤俭办一切事业的精神。
六、公章不统一给这套粮票留下最大的悬念。在现存的红军临时借谷证实物中,也发现这种军用粮票存在一个比较明显问题,即印刷时套印上去的公章形状不太一致。按理说,公章是一种信用凭证,在同一类票据中其规格形状应该是一致的。我们不少单位,尤其是银行,为了验证客户的真实性,往往会留下客户的印鉴,便于以后该客户再次来办理业务时进行核对。但红军临时借谷证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公章却让人费解。这种公章分内外两圈,外圈上方从右至左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12个字,下方书“人民委员会”5个字,左右各饰一个五角星。内圈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图案,在地球图形中间有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徽,即交叉的镰刀与锤子,格外显眼。左边为谷穗,右边为麦穗,环抱地球图形,地球之上为五角星,之下中间有一个飘带花结图形。在红军临时借谷的这种公章中仅右边的麦穗就有四种,即“长杆小麦穗”“长杆大麦穗”“短杆无芒麦穗”和“短杆有芒麦穗”。“民”字最后一笔的位置也不尽相同,就是在同样的“短杆有芒麦穗”印章中,有的“民”字与外圈连在一起,有的近距离,有的则相距约2毫米。这种使用公章不统一现象,使收藏和鉴定红军临时借谷证的人感到困惑。为什么会这样,有待今后考证。

作者是中国收藏家协会红色收藏委员会副主任,龙岩学院中央苏区研究院、武平县博物馆特聘研究员。

声明: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与福宁宝库无关。如有疑问请与主编信箱联系:fnbaok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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